“我第一次见他，就是在‘正心’，他比我先到十八天。他每天都用牙刷在墙上刮一道印子，我见他那天，墙上已经有十八道印子了。我和他的床铺挨在一起，因为我们俩是同一种‘病’——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男不女。”
“我被送进‘正心’的第一天就挨打了，我给那儿的大夫说，我这是性别认知障碍，我不是脑子有病。大夫说，性别认知障碍是美国人才有的，中国人没有。他说我就是脑子不正常，得电击，但那天他没有给我用电，只是拿一根很硬的木棍子把我打了一顿。”
镜头前，邓远在自己洁白的左臂上比了比：“从这里，到胳膊肘，全都肿了……当时我以为我骨折了，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宿舍里的其他人也根本不搭理我。一直到半夜，别人都睡着了，白娘娘悄悄把我叫醒，他跟我说，没事儿的，他们不会把你打骨折的，要不然明天没法罚你了。他还说他第一天来的时候被打得更惨，尿尿都有血了……过了半个月，没事了。”
“后来我和白娘娘就成了朋友，我也渐渐和别的‘患者’熟起来了，他们劝我离白娘娘远一点，因为白娘娘脑子不太正常——白娘娘很喜欢《白蛇传》，经常一个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念的就是《白蛇传》里的台词——赵雅芝那版白蛇传，”邓远轻轻歪了脑袋，他直视着镜头，目光既认真，又有些疑惑，“可我觉得他只是太无聊了吧，我们被关在‘正心’里，没有电视，连报纸杂志都没有，完全是与世隔绝的……并且白娘娘的家人从来不去看他，他告诉我，他家里人都忙，把他送到‘正心’，有人看着管着，反倒放心。”
此刻邓远就睡在隔壁的房间，没有关门。半小时前徐以寒驻足门口，听到了他悠长均匀的呼吸声。可是即便如此，徐以寒还是难以自持地感到一阵阵恐慌，以至于他默默收紧拳头，攥住了满手心的汗。这部纪录片他每看一次，便恐慌一次，程度有增无减。
——此刻安详地睡在隔壁的邓远，险些永远走不出“正心”。
屏幕上，镜头一转，邓远站在一栋荒草丛生的旧楼前。他仍旧穿着那条墨绿色连衣裙。
摄影机跟在邓远身后，缓缓推进旧楼。墙皮色泽暗沉，外墙墙角甚至能看到裸.露的红色砖头。楼道里堆满垃圾，荒草从易拉罐和铁皮柜的缝隙里钻出来。邓远的脚步非常平稳，他一口气从一楼上到四楼，速度不快不慢，到四楼，左转，第三个房间，他走进去。
房间里空荡荡的，除了垃圾还是垃圾。邓远站在没有窗户的窗边，平静道：“‘正心’搬走之后我回来过一次，就是这个样子……听说是附近的废品站把垃圾扔过来的。这个房间，就是我和白娘娘的宿舍，那时候窗户外面都焊了铁丝网。”
邓远轻轻低下头，摆弄了两下裙摆：“从窗户望出去，隔着铁丝网，可以看到远处的镇上的灯光，其实那个镇子离这里也不远——我记得爸妈送我来的时候，我们还在镇上的餐馆吃了顿饭。但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得见，也知道它并不远……可你就是到不了。”
片子每到这里，徐以寒都有一种胸口被紧紧勒住的感觉，呼吸变得滞重，同时有反胃感。
“我和白娘娘就经常站在窗前往外看，时间久了，他说，我像他妹妹，他说，没人的时候想叫我‘小青’。我觉得挺奇怪的，但是在‘正心’，本来就没什么‘正常’可言——对吧？”邓远的声音很轻，几乎显得缥缈了，“他想叫，那就让他叫吧……所以我成了‘小青’。”
“就这样过了很久、很久……其实也就是两个月？但我觉得太久了，就像我一辈子都出不去了似的……我好像快疯了，最绝望的时候我告诉白娘娘，我想死。他问我，死了之后会怎么样？我说，也许会投胎吧？他又问，投胎能投成女人吗？”邓远笑了笑，“我说下辈子的事儿我哪知道，他说那你还是别死了。”
邓远把手臂搭在窗台上，转过头去看向窗外。镜头下的他突然不说话了，只把一个乌黑的后脑勺留给观众。他穿着裙子，穿着黑色低跟皮鞋，亭亭玉立在一片脏乱之中，简直像泥泞里凭空生出的一只白桔梗。
徐以寒想，邓远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不，不只是邓远，没有人该出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人。
“后来，有一天晚上，白娘娘唱《千年等一回》被大夫听见了，几个大夫就把他拉出去……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对他做了什么，直到十二点过他才回来，一回来，就倒在床上，继续唱《千年等一回》。其他人都睡了，我就给他说，你别唱了，快睡吧，明天还要出早操呢……我该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问，因为在‘正心’这太正常了，被拉出去打一顿，或者通几下电，太正常了……我叫他别唱了，他不听，还在唱。过了一会儿同宿舍两个人被他吵醒，骂了几句，警告他再唱就喊大夫过来，他就不唱了。”
说到这里，邓远声音一滞，他仍旧背对镜头，但徐以寒知道，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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