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外出之前，会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手腕上绑上一个识别身份的小标签，这样一来，假如他们倒在街头，路人们就能够认出并告诉他们的家人。食物的生产也停止下来，看来，瘟疫过后注定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
像鼠疫杆菌那样的病原体通常会很快停止传播，因为它们会很快地杀死寄主，减少了寄主继续传播疾病的机会。
真正难以应付的流行病原体应该是导致普通感冒的微生物，它们不会对寄主有太大的影响，这样寄主仍然能四处活动，把病原体传播给邻近的个体。
鼠疫杆菌的真正寄主应该是老鼠，而非人类，人类的大规模死亡很可能只是疾病的附带效果。
假如是这样，那么客观上大量的人类尸体又会给老鼠提供食物，从而加速病原体的传播。
然而，老鼠和其他动物也会因鼠疫杆菌的感染而死去。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手，谁能解释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呢？
在几个月的人间地狱中，老鼠和人类的数量被极大地降低，君士坦丁堡的瘟疫才稍稍缓解。到了公元542年，鼠疫虽然没有完全消灭，但其影响已经很小了。
多年后的588年、573年和599年，君士坦丁堡还爆发过三次鼠疫。鼠疫杆菌往往会给幸存者留下丑陋的伤疤或者变厚的舌头，因此很多人即使保住了性命，也变得步履蹒跚。
公元542年早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大约有50万。然而仅仅四个月，城内便损失了5万到20万人口。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人死于瘟疫或接踵而至的饥荒。
查士丁尼时代的大瘟疫迅猛且致命，这只能被解释为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
在以弗所的约翰看来，鼠疫就像上帝的一台巨大的榨油机，把人类像葡萄籽一样碾得粉身碎骨。
悲伤的幸存者们坐在空空荡荡的家里，那里曾经是亲人忙碌、儿童玩耍的地方。他们不禁拷问自己的灵魂，到底是不是他们的罪过引发了这么严重的灾难。
今天我们知道，瘟疫是通过看不见的微生物传播的，但当时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总是能把一切事物和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
假如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有了微生物学的概念，他们也许会这样想：“是谁把致病微生物放进跳蚤里？又是谁把老鼠引来了君士坦丁堡？”
今天的我们能够用科学知识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或者不再迷信。
我们和那些千年之前的人没有区别，都生活在动不安的时代里，免不了目露迷惘，试图利用有限的知识理解世界的意义。
在君士坦丁堡瘟疫最猖獗的日子里，查士丁尼也病势沉重，卧床不起。国家大事被交到了狄奥多拉的手中。
由于皇帝没有子嗣，狄奥多拉已经开始考虑皇帝的接班人选问题。
当她还在计划她的下一步打算时，皇帝病危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东方前线。
在那里，贝利撒留和他的高级将领们达成了共识，假如狄奥多拉不经他们同意就另立新君，他们将不会承认君士坦丁堡的新皇帝，以提防她的阴谋诡计。
狄奥多拉皇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强力压制。她立刻召回贝利撒留，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解散了他的卫队。
整个东部战线的指挥因此陷入混乱。然而，库思劳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进攻罗马人，因为鼠疫同样在波斯帝国境内蔓延，类似的惨烈景象也在泰西封和其他波斯城市上演。
查士丁尼皇帝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他重新投入工作，开始评估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帝国在这次瘟疫中遭受的损失。
他恢复罗马荣光的梦想似乎成了泡影。无数士兵和纳税人的死亡使得帝国的兵源和财政收入大不如前。面对挫折，皇帝伏在书桌前，及时地授权多项紧急措施。
当时道路维护和驿站服务已经中断，他甚至不得不考虑卖官鬻爵以获取额外收入。人力紧缺导致工资飙升，查士丁尼颁布了法令却未见任何成效。
迫于无奈，下令削减军队的军饷，这一危险的举措导致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不得不向当地人勒索钱财，而那些人早已被帝国苛刻的税吏盘剥一空。
无力支付钱财的人们被迫卖身为奴。那些被查士丁尼从“蛮族”的统治下解放的人们，现在反而对所谓的“罗马人”深恶痛绝。
一位新的哥特领袖横空出世，他就是托提拉（Totila）。在弥漫着不满情绪的意大利，他很快就组建起一支新的军队以抵抗罗马人的暴政。
托提拉号召要解放奴隶、重新分配土地并且停止向君士坦丁堡当局交税，他的事业受到很多人的支持，甚至许多查士丁尼的部队都叛逃到他的麾下。
公元542年，托提拉占领了那不勒斯城，绝大部分意大利乡村也归于他的控制之下。查士丁尼任命的意大利军队指挥官写信给皇帝，坦诚地告诉他形势已成定局，必须放弃意大利。
查士丁尼皇帝资金紧张、人手不足，但他不甘心失败，不愿意放弃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于是，他又找来贝利撒留，希望他再一次带来奇迹。这一次，贝利撒留只有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军饷紧张，士气低落。他们在拉文纳附近登陆，企图尽力打破哥特人对罗马城的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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