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子，照你的说法，他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们警察啊？留下了这么狼狈的作案现场，然后觉得警察还会将遗书当回事，会觉得这自杀遗书能干扰我们？”同事双成听完雷子的这句推论，调侃起来，随后，他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遗书的事情，待会我想听听萧郁的看法，毕竟人家是专家嘛。我想提出两点，这个案子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高，第一，门锁没有被破快痕迹，凶手非常顺利地进入死者房间，可见此人多半与死者认识，并且死者预期中凶手对他应该不会造成人身威胁；第二，我倾向于认为，凶手行凶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希望有人能及时发现死者，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接下来我们要侦查的重要方面。至于余岚，审讯记录上她虽然很镇定，表现得对什么都一无所知，但这个人也要仔细查。她有可能是主谋，也有可能是协同杀人者。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也要对她跟踪监视。”
随后，又有几个在现场侦查的警察做了简单的报告，曾勇让萧郁谈一谈对周锐的自杀遗书的看法。萧郁将电脑连接在投影仪上，屏幕上显示出周锐的“自杀遗书”：
我不知道会是谁、在什么时候看到这封遗书，请容我在这里对看到的人道声谢谢。
我叫周锐，今年四十一岁，曾经是一名出版人。五年前，我离开中国，定居在了芬兰城市赫尔辛基。此刻是我回国第一天晚上，我是来参加我曾经的一位作者——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余岚——的新书发布会的。
十一年前，我们在清远相识，此后一起合作了多年。没有余岚，就没有我事业上的黄金时代。
这些年来，余岚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小说家。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不再合作了。我也受困于抑郁症，关了公司出国休养。若不是余岚现在的出版人的力邀，我是不会回来的。
可是抱歉了，我到底没能准时如约。我即使不说，你也猜得出来：此刻我坚信就是我人生的终点了。我死后的一切事宜我都会全权委托给我的好友余岚，也包括这座房子。我知道她会打理得很周到的。
最后，烦请发现我的尸体的人将这封遗书转交给余岚，谢谢。
周锐亲笔
2015年9月14号20:00
萧郁将稿子拿在手上，在众人面前公开讲话，她有点紧张，念了几句后，她才发现她的书面报告以口语的方式念出，像是小学生在朗读课文一样幼稚。
她虽然没有看到在场同事们的表情，但她知道，报告上的长句子肯定令听者觉得很不友好。于是，在生硬地念完第一个小段落后，她决定从头来过，将自己的报告总结以口述方式讲出：
“刚才各位对案情进行了多重可能分析，接下来，我希望我对这封遗书的看法，能够将这些案件的线索打通。说结论，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是伪造的。当然，对于笔迹鉴定是死者本人这个结论，我目前没有想到合理解释。我试图从这封自杀遗书的文本开始分析，原因有三个：第一，自杀遗书的背景语境通常而言，都不是非常明确的，自杀者很少用太过明确的意思讲出他的自杀原因，而在死者周锐的自杀遗书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很清晰地讲出他的死因是抑郁症；
“第二，是这封自杀遗书预设的收信人问题，通常而言，自杀遗书只针对一个收信人，自杀者不会去假定是谁会在第一时间看这封信，它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考虑在它死后的问题，而这封遗书，我们能看到，它似乎在假定第一个收信人一定不会是余岚，在信件的末尾，他还再次强调提醒让看到信的第三方将信件转交给余岚；
“第三，这封自杀遗书的篇幅过长，通常，鼓起勇气自杀的人在告别时，不会这么事无巨细，这么有条理的书写过长的篇幅，这简直像在做职业履历报告一样，这里面与自杀不相关的多余材料很多，而且遗书中所说，除了抑郁症，大部分材料我都能在网络上查到相关的资料。
“总结下来，过于详细的自杀背景原因叙述、不明确的收信人、过于详细的遗书内容，以上这三个点，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或许他当时受到了某种胁迫，才写下的这封遗书。”
萧郁几乎是将报告中的内容，一气呵成。说完后，会议室一时间很安静，片刻后曾勇站起来，夸奖她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这之后，大家开始针对她的分析展开讨论。同事双成觉得，萧郁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自杀遗书针对不同个人，也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比如，周锐生前不仅仅是个出版人，他还是个书评专栏作者，也就是说是个文字工作者，这一身份是否会对他这封遗书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变量。
在场的刑侦大队的另一个同事则直言萧郁的看法价值不大，他觉得萧郁的这一套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分析，经不起实践的推敲，“有的人死前完全有可能做一番精心的料理和准备，没什么稀奇的，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踏踏实实去死。”他带着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仿佛刚才萧郁的一番话就是个仅供娱乐的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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