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天有些阴沉，因为无事可做，我们决计出海去看鲸鱼。车子开到半路，窗外的树枝像被外力拉扯，由弱渐强的左右晃动。车子驶过时，那一排干瘦的树枝不堪重负地压向一方。我刚拉下一点窗户，疾风的呼啸搅着枯叶簌簌立马排山倒海地卷入缝口。
起初，我尚抱着丝侥幸心理，直到被亲口告知因为天气原因而无法出海才彻底断了看鲸鱼的念想。无功而返的路上，我沉默地倚着副驾驶座的玻璃窗，挡风玻璃上星星点点地落了几滴水珠，没一会就被雨刷机械地抹去踪迹。
其实，那不是我第一次计划去看鲸鱼。一年前，我第二次来找谢添弋，因为临时起意我们错过了最后一班航船。
在同一件事上发生的巧合不免让人感到宿命般的失落。
谢添弋像是早早料到结果，用余光在驾驶座瞟了我一眼。
“早上和你说过天气不好。”
“什么时候。”我直视前方，雨刷抹去的地方又被落下的雨点侵占。
“客厅。”谢添弋的方向盘打了个转，车子在路口向左拐。“你在看书的时候。”
“是吗。”我从角落直起身，正靠回椅背把手插进外衣的口袋。“天气预报说只是阴天。”
谢添弋歪着脑袋，手指搭在方向盘上悠闲地点了一下。
他说，“几岁了，还信天气预报。”
我这才看了他一眼。那天，他穿了身棕色的圆领毛衣，车内开着空调，灰色的羽绒外套被他扔在后座。
我收回目光，感到波士顿正将冬天的寒风缓缓吹进人的心口。
或许是知道我们去不成了，窗外的雨干脆越下越大。好一阵儿只让人听到它砸在窗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声音。等到雨势减弱，车子刚好驶过一片浅滩，岸上耸立着一座废弃的灯塔，远远望去，尽是灰蒙蒙的。
我和谢添弋说我想去那里看看。他把车驶进小岛，在灯塔下一处平稳的地方刹了车。
“车上有伞吗？”我一边解开安全带一边问他。
“你要下去？”谢添弋蹙了蹙眉，手搭在方向盘上扭过头问我。
“嗯。”
“没有。”他这才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很淡地扯了扯嘴角，合上衣服的拉链从下拉到顶部。“不是说天气预告不可信吗？怎么一把伞也没有。”
我把手伸到脖子后头，拽过卫衣的帽子一把盖过头顶，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实际上，外面的雨要比在车里看着小很多。一滴一滴轻飘飘地落在衣服上，渗入表层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灯塔的前方，是一条礁石铺成的道路，从海的边缘平平整整地延伸了二十米左右。
我缩着脖子走到二十米的中央，仿佛已有置身大海心脏的错觉。
谢添弋不知道时候也走了过来，他步子迈得很大，一边穿着外套一边朝这儿走。
“没看见这下雨么。”他走到我跟前，因为没有帽子，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
“看见了。”我回答他，右侧的海浪毫无征兆地拍在礁石上，高高扬起的水花溅了我们半边。
谢添弋揪着我的袖子往后退了一步。“明天或者后天，随便挑个天气好点的不行？”
我盯着他没说话，海边的风呼哧呼哧扑在脸上，五官像被胶水粘在一起。我移开视线迎着风费劲地眯起双眼。我问谢添弋，“你在波士顿看过鲸鱼吗？”
“没有。”谢添弋说。
“其实这里也很漂亮。”我搓了搓手，又往掌心呵了口气。远处，蓝色的海水一望无垠。风拍打着浪，卷起温柔的浪花，在天的尽头，银白的长线将宇宙划成两半。“我听说来波士顿一定要看鲸鱼。稍微留神一点，就能看到鲸鱼从海面一跃而起。不过很快它就会钻回水面，尾巴在空中留下一条弧线。”
谢添弋吸了吸鼻子，在旁边看我一眼。
我继续说道，“还有人说，看见鲸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许愿，其实这听着很蠢。但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如果有机会，我想带我喜欢的人来看鲸鱼。下一次来，天气应该很好，阳光，海浪，航船，或许还有一些风。”
谢添弋顺着我的方向望了望，有一会儿才开口。他问我，“听起来不错，那她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表情很坦然。
他咧着嘴舔了舔后槽牙，手扶着额有点无奈地抹了把脸。“你不能让女孩子主动闻彦。告诉她，下次带她一起来看鲸鱼。”
“哪有这么容易啊。”我平静地笑了笑，感到被风吹久的双眼有些干涩。
我刻意隐瞒的那两年，和谢添弋的美国生活截然不同。
当时我在香港第二次碰见方忻赐，他在教学楼的休息区和文学院的副院长起了争执。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差点克制不住掌掴他的女人是方忻赐的母亲，而他的父亲，是香港政务司的行政要员。
不过我们刚正式认识，碰面的机会却不多。我刚入学的那一年恰逢他准备毕业。我偶尔才会在食堂撞见他，方圆的桌子稀稀落落，再隔了几桌又都是人了。
我那时哪里明白世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见他总是一个人，我便端着盘子坐到他对面。说来奇怪，我难得在他身上感到亲切，又或者说他身上仿佛具备某种我向往的品质。
上学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饭吃得多了，好像也自然而然熟络起来。有一天晚上，准备学科竞赛的我在自习室留得很迟。我接到方忻赐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醉醺醺的，连话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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