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锁落扣，我和谢添弋日积月累的脆弱情谊终于在年少轻狂下不堪重负地碎成沙石瓦砾。
次日，我起身到外边的卫生间洗漱。卧室的门由外向内拉开，我搭在门把上的手尚未抽离，谢添弋恰巧从隔壁卧房出来。他站在门口，侧着身用手勾了一下门把。“啪嗒”一声，卧室的门由内向外被轻声扣上。
或许对于我们两人而言，那都是一个毫无预警却也无法回避的对视。谢添弋看了我一眼，迈开步子走向卫生间。而同一时刻，我移开视线，仿佛才想起房间有重要物件遗落，撇过身重新走入门内。
就这样，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时间巧合中，我将掩耳盗铃的游戏玩得不亦乐乎。谢添弋从卫生间出来后，我才慢吞吞离开卧室。我们仿佛成为了彼此在平行时空的幽灵，以沉默代替沟通，以偏执代替谅解。
在沙发的拐角，我和他迎面相逢，彼此平静地装作与空气擦身而过。无需回头，我也清楚地知晓他将径直走向厨房。按照发生口角之争前的惯例，在他进去的十来分钟后，餐桌上会摆好两人份的早餐。象牙白的圆碟绘着一圈规则的金边，在金边聚拢的中央，流黄的溏心煎蛋和烤好的面包将等待主人的品尝。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那天我们会在早餐后说上几句话再出门。街道的气温舒适，沿路散步的行人悠哉地晃动手臂，端着咖啡的上班族步履匆匆的在建筑与人群中穿梭。
但不设防的如果总喜欢垂怜因暂时躲过命运刁难而沾沾自喜的人。谢添弋悠然自得地坐在老位置用餐，他摆弄刀叉的姿势像镶边画框定格的盛装青年，浓烈的色块只是装点他姿采的陪衬。
我用余光瞥了一眼长桌。在熟悉的暗红格纹桌布上，除却谢添弋面前即将扫空的盘碟和隔了老远尚未更换新鲜花束的花瓶，别无他物的长桌像被寂寞扫荡般萧瑟。
我怀着一种不知道是揣测还是已经做好准备的较量去厨房转了一圈。那个过程和早就洞悉失败却仍执着于飞蛾扑火的投机者格外相似。
所以当我像检查作业一样将厨房可能放置早餐的角落巡逻个遍后，怀抱投机时的侥幸终避无可避地变成绞刑，丝丝入扣地用痴怨的三千刃线勒住我喘息的喉舌。
那天上午，我潦草的给自己做了一顿还算像样的早餐。谢添弋在客厅看书，室内窗门紧闭，远远望去玻璃窗上耷拉着朦朦的水气。
我绕到卧室给自己找了件厚实的羽绒裹在身上，出门的时候谢添弋手上的书刚好翻页。他背对着我，只留给我个心无旁骛的后脑勺。
我在一家陌生的饭馆解决了午餐。进食的时候，关于谢添弋的种种猜测持续盘旋在脑中，以至于我几乎记不起在稍显漫长的用餐时间里我究竟尝过什么美味佳肴。
他是否发现家里冷冷清清早已少了一人，是否和我一样也外出用餐，又或者是否…早就找到共进午餐的人选。也许，他们早就将家里的长桌摆得满满当当，也可能特意找了家没有去过的意大利餐厅。在餐厅的一隅，曼妙的琴声在乐手的指尖流转。
我百无聊赖地用叉子拨弄横在一边的银勺，口袋里的手机宛如死水毫无响动，就连垃圾短信也不屑来搅乱我。
往来的顾客陆陆续续地换了一波，又陆陆续续的随着日照推移离开饭馆。热情的服务生或许是头一次遇上我这般琢磨不透的顾客，明里暗里从我桌边经过。于是我喊住他，用金钱和菜肴买下延续乏味的消磨。
连续几日，我和谢添弋似乎飞速养成了错开彼此行程的习惯。有时我从外面回来，推开门时刚好见他合上书往卧室走。有时他从我醒来就没了踪影，直到夜晚我在沙发昏昏欲睡时才看见他进门把外套挂在墙壁的挂钩上。
有一天我在外头待到很晚。红线MIT地铁站里，头戴棕色线帽的卷发男孩正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兴奋地拨动以毕达哥拉斯命名的钢管和吊锤。那是“肯德尔乐队”的三巨头之一，悬挂在铁轨之间的房顶上。钢管和吊锤相撞，音乐从夹缝而生。
遗憾的是，小家伙的力气很小，被触碰的吊锤纹丝不动。
我在绿色的列车上反反复复，最终回到MIT站点。老旧的波士顿地铁仿佛在效仿欧洲人不紧不慢的从容。墙上连排的旧海报，路边摊着铁盒拉提琴的艺人，还有驻足再离开的乘客，每一个构成这座城市中枢的部分，在新年倒数第二日的夜晚都反衬出它不同于别的城市的祥和。
但我突然想回纽约了，想埋头于无休无止的喧闹里。时代广场鳞次栉比的大厦和终日轮放的广告，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人群，以及瞬息变幻的五光十色。我想被拽进漫天喧闹的热浪，在热浪中沉溺，在沉溺中祈求孤独消亡。
于是，在年末的最后一天上午，我收拾好行李打算坐公交回纽约。拖着行李下楼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纽约到波士顿也不是那么方便。地图上的三百四十多公里，就连私家车动辄也不下三个小时。
在门外的最后一级石阶上，我碰巧遇上了早上出门而归的谢添弋，并且在我以为又要视若无睹地拾级而上时走到了我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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