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浴缸爬出来，我恨不得直接趴在地上。费恩还躺在那里，安静得像是睡着了。我想不能再拖了，今天一定要把他安葬。楼下传来烤面包的香气，吉拉尔夫人已经在做早餐了。我饥肠辘辘，随便披了一件袍子就走下了楼。
吉拉尔夫人背对着我，身后的餐桌上放着一盘烤好的面包，金黄焦酥。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在手指即将碰到面包时，她忽然转过身，染着鲜红指甲的手一把拍开了我，“小**，还欠我房租呢。”
我缩回手，双手撑着桌子坐下来，后面还在隐隐作痛，“钱在楼上，我吃完饭就给你。”
她扭动着纤细的腰去了厨房，将一杯牛奶放在我面前，“吃完赶紧干活，我们还得把费恩埋了。”
面包明显烤多了，牛奶也是双份的，我不禁有些感激地看着她。
吉拉尔夫人年轻时很美，她放在客厅的照片，就像女明星一样明艳动人。在我看来，虽然她脸上开始有了皱纹，眼睛也不如昔日明亮，但她依然是美丽的。她说房子是那个男人留给她的，我没问她他是谁，他们又为什么分开。也许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她活在那个战争的年代，城市和人都被占领，身不由己。我嚼着酥脆的面包，想起了童年的事。
我出生在巴黎，十九年从没有离开过。我记得自己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客厅有一架三角钢琴，母亲总是坐在旁边，弹奏曲子。那时正在打仗，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我们一家却依然生活得很好。每天都有新鲜的牛奶和其他食物。街上的孩子会用羡慕和仇视的眼神看着我们。
家里有很多穿着军靴的人往来。我那时还小，整天在地毯上又爬又跑，看着黑色军靴在眼前晃来晃去。有些人抱起我，有些人把我举起放在肩膀上，我只记得他们胸口的十字勋章。
后来，在我四岁的时候，一家人分开了。我再也没见过父亲，而母亲……我像是突然回忆起一场噩梦，胃里翻腾着，不顾吉拉尔夫人疑惑的目光，冲到卫生间将食物呕了个干净。水声哗哗在耳边回响，我用水洗了把脸，一脸憔悴地回到了客厅。
“你嗑了药？”吉拉尔夫人问。
“算是吧。”我对她笑着。
“以后……别去那边了。”吉拉尔夫人说，“这次算你走运。”
“我可是在那边干了两年。”我对她说，同时也在劝说自己，“失去客源实在可惜。”
“你还年轻。”她自嘲地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夜能流连半个巴黎。”
我知道她在夸大其词，但我说不出反驳的话。
她的建议或许不错，换个地方，有转机也说不定。我一直都在逃离，从自己家里，从孤儿院，从惩戒所，从监狱，从各种客人的家里。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只是逃离。我还记得母亲大敞四开的***汩汩的鲜血，她被扯掉的头发，头皮上还沾着血，她睁着翡翠色的眼睛看着我。我原来最喜欢她亚麻色的长发，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浑身发冷，止不住要呕吐。
我对毫无理由的暴力与生俱来的恐惧使我安于现状。我本来对**充满恐惧，却不知为何佯装勇敢，做了这种行当。我身无长物，几乎没受过教育，除了出卖身体，我想不出还能用什么和这个社会做交易。如果没有这副漂亮的皮囊，甚至不会被别人需要。我必须在无奈中需找乐趣，不要让这件事变得如真相一样悲哀。
我们下午就找人帮忙埋葬了费恩。没有弥撒，什么都没有，只是把他埋进土里，再盖上土。费恩和我一样，游走在社会的灰色地带，没人会注意，来的时候悄无声息，走的时候同样静谧。费恩的死，让我唯一被依靠的可能同时被埋葬。吉拉尔夫人收了我的钱，早早就回去了。我则一个人在塞纳河边漫步。
塞纳河以南是大学区，那种地方是我从来没去过的。如果生活有不同的轨迹可以选择，我会在哪里？是蜗居在狭窄逼仄的阁楼，每一口呼吸都是灰尘与发霉织物的味道，还是像河对岸走来的人一样，怀里抱着书，和同伴谈笑风生？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就像四岁之前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我吃得饱穿得暖，只有我家没有受到战争的波及。等我弄清楚这一切，却发现童年的短暂快乐全都变成了痛苦的来源。究竟是谁的错？我做错了什么，偷窃，卖淫，我从不觉得自己做的是错事。人人都要谋生，不能指责一无所有的人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看着河对岸，夕阳昏黄，映在河水上仿佛画布上明艳的一笔痕迹。我找到一把长椅，背对着河水坐了下来。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我小心翼翼地护着风中摇曳的火苗将它点燃，深深吸了一口。我的衣着依旧单薄，像个羸弱的无业游民。几个骑车的青年从我面前掠过，仿佛一股清新的风，让人身心荡漾。
一根烟抽完了，我正想站起来往回走。一个高大的身影忽然挡在了身前，来人比我高半个头，一头浅棕色的卷发，孔雀蓝色的眼睛像个上好的瓷器，眼前这个人长相很俊俏。我下意识地以为是客人，刚想调笑，却想到这不是我的地盘，这里没人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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