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火车进站的时候，坐在长椅上的人并没有动，不忙着上车，也不像在等人。这是火车到苏黎世前的最后一站，下车的人不多，那些确实下来了的，都带着一副赶路太久的厌倦神色。才十一月初，月台的柱子已经迫不及待挂起了冬青花环，一看就是多年来反复使用的旧货，假叶子带着皱褶，不知道和什么容易掉色的东西塞在一起，染上了奇怪的黄色，蒙着一层薄灰，在火车启动时扬起的尘雾里轻轻摇晃。
长椅上的人名叫——现在很难说清楚他是谁，他用过的名字太多了。方便起见，暂时叫他彼得也不错。他的头发可以形容为很浅的棕色，或者很深的金色，所以“菲利克”这个名字好像也很适合，叫“尼古莱”也不是不可以，而站台上那个穿着松垮垮马甲的列车员偷偷在心里喊他“伊凡”，因为他长得像俄罗斯人，却又不完全是列车员心目中俄罗斯人的样子，首先因为他没有喝醉，而且那件大衣打理得很好。
彼得坐着，看不出来有多高，黑色长大衣就像乌鸦受伤的翅膀，沮丧地垂下来，盖到脚踝。他没带行李，领口敞开着，没打领带，也没有围巾，大冬天的，这很不寻常，就好像他是匆匆出逃的，但是列车员无法想象他从哪里逃跑，想去哪里。
彼得今年三十七岁，但因为脸上显而易见的焦虑，说五十七岁也不为过。他频繁抬起手腕看表，衬衫袖口从毛衣下面露出来，沾着茶渍似的东西，也可能是血，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其他人的。列车员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却被长椅上的男人留意到了，对方的目光转了过来，列车员瑟缩了一下，后颈一阵阵发麻，感觉就像被草丛深处的蝰蛇盯上了。这可怜人赶紧移开视线，翻着手里的班次表，故意弄出哗啦啦的声音。
又一声汽笛从远处传来，一列快车轰隆开过，只来得及看清楚几个亮着灯的窗户，车就消失在冻雾之中了。
“先生？”
列车员已经默认这位怪异的旅客是个哑巴，突然听到他开口讲话，不由得吓了一跳，幸而多年来的习惯迅速启动：“有什么能帮助你吗，先生？”
对方笑了笑，似乎看出了列车员的不自在。笑容很适合彼得，就像在漆黑的房间里擦亮一根火柴，人们的视线会不由自主被吸引过去：“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
彼得说的是法语，声音很轻，仿佛讲错一个词就会触发雪崩。这个问题列车员不需要查班次表就能回答：“七点三十五，先生，从里昂来的火车。”
“不，另一个方向的火车。”
那就应该是从布达佩斯出发的慢车了，也是今天最后一班从铁幕另一边过来的火车，因为过关手续繁琐，这些班次经常延误，苏联守军莫名其妙把火车扣下两小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剩下从布达佩斯来的慢车了，先生，排在九点四十五，但您也知道匈牙利边境是怎样的，在我看来，十一点前能到就不错了。”
“谢谢。”
“不客气，先生。”
彼得没再说话，也没有挪动，在昏暗的光线里，他就像铸在长椅上的黑铁雕像。从山那边悄然滚落的乌云已经吞噬了太阳，雪即将落下。列车员躲到开着暖气的办公室去了，锁上门，掀起小窗上的布帘，打量月台上孤零零的旅客，完全忘了办公室里的灯光是会把自己的影子投到布帘上的。不过长椅上的人似乎没发现，头靠在身后的柱子上，交抱手臂，闭着眼睛。他等的可不是火车，这是列车员唯一能确定的事。
办公室的收音机没开，因此他们谁都没有听见659公里之外一堵墙倒下的声音。这是1989年11月9日，愤怒的锤子击碎砖块，机枪沉默了，歌声响起，狂喜的人群爬上柏林墙，俯身把其他人也拉上来，所有人都笑着，也在哭泣，他们背后就是被灯光照亮的勃兰登堡门。所有镜头都对准了这一刻：一个新世界降生，彼得的旧世界敲响丧钟。
雪终于落下来了。
——
彼得对雪最早的记忆只到1955年。那一年他三岁。非常巧合地，这记忆刚好也和火车汽笛有关。父亲抱着他，大衣的毛皮领子沾着雪粉，散发出旧木头和石灰的气味，父亲并不抽烟。男孩把脸埋进皮毛里，但父亲不让他这么做，“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的脸。”这个克格勃上尉命令道，戴着皮手套的手拍了拍儿子的背，就像拍打一只不太聪明的小狗。
火车靠站了，车头热气腾腾，把连绵不断的雪粉烤成细雨，蒸汽弥漫。父子二人还站在月台上，等人把棺材搬到专门清空的一节车厢里。母亲是前天夜里去世的，严重的肺炎并发症，她不想在莫斯科下葬，所以父亲把葬礼搬到她的家乡，离奥涅加湖不远的一个小镇，因为靠近俄罗斯-芬兰边境，从莫斯科去那里必须先取得许可证，最坏情况是耽搁一周以上，幸而父亲在第二总局的朋友帮他摆平了这件事。
“奥尔洛夫上尉。”一个穿着克格勃制服的人说，右手碰了碰帽檐。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彼得分不清他们。在小男孩睡意朦胧的眼中，他们只有灰色的轮廓，没有脸，没有其他可供辨认的特征。父亲点点头，抱着彼得走进车厢，男孩如愿把下巴和鼻尖都藏进毛皮领子里，深吸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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