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洛夫上尉从东柏林回来之后不久就升任少校，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变长了，半夜三更被召去开会的频率也随之变高。为了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秘密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恐怖，电话会先响起，菲利克迷迷糊糊地醒来，听见父亲在客厅里小声说话，挂上电话，过不了多久敲门声就会响起，很礼貌，轻轻的三下。菲利克能听见父亲取下大衣的时候，底座不稳的衣帽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大门关上，男孩翻个身，把自己牢牢卷在毯子里，继续睡过去。
作为克格勃高级军官的好处慢慢开始显现了，父亲得到了一栋新的“达恰”，就在黑海边，终于兑现了带菲利克去海边玩的承诺，尽管夏天早已过去。这栋“达恰”对父子两人而言太大了，空房间里回音重重。任何窗户只要打开一条缝，海风就会呼啸着穿堂而过，吹散纸张，扫倒花瓶。菲利克穿着厚厚的外套，独自到海边去。沙滩冷清萧瑟，散发出腥味，布满尖锐的石子，暗沉的海水里露出挂着藻类的嶙峋礁石。细软洁白的沙滩在十几公里之外，但那是保留给疗养院的，换句话说就是保留给“上面”的。父亲极少谈论克里姆林宫，就算真的提起，也语焉不详，局促不安，忌讳着第五总局无处不在的耳目。于是“上面”在菲利克心目中既神秘又恐怖，像秃鹫投下的影子。
父亲给三楼小房间安装了门锁，自己钉了一个木架子，存放从铁幕另一边带回来的英文和法文小说、诗歌集和乐谱。菲利克不知道他为什么买乐谱，父亲不会弹钢琴，也不准菲利克学琴，因为音乐是危险的。自母亲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碰过客厅里钢琴。乐谱是瑞士出版的，都是被苏联查禁的音乐，也许父亲打算在脑海里听听这些违法的旋律，这样一来，交响乐和圆舞曲就不会伤害伟大的苏联了。
父亲不再需要去档案室填表借报纸，每周都有人把成叠的法文报纸送到家里来，《世界报》和《费加罗》是肯定有的，偶尔夹杂着《快报》和《观察者》。菲利克沉迷于这些外国报纸里的照片和广告，尽管他一个单词都看不懂。男孩把报纸偷到房间里，趴在床上，琢磨图片里陌生的街道和戴着礼帽互相握手的先生。占据大量篇幅的广告叫卖着旧书、糕点、裙子、打字机、烈酒和珠宝，还有一些广告展示着菲利克从未亲眼见过的奇特电器，比如吸尘机，一位穿着围裙的女士一手拿着长管子，另一手扶着圆筒形的机器。在整个莫斯科，这种机器恐怕不超过五台。
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八月底的报纸，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刊物都轮番登出了同样的照片：一位东德士兵跳过铁丝网，冲向西柏林。摄影师抓住了他腾空的一瞬间，这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士兵全神贯注地盯着脚下的带刺铁丝网，右手抓住步枪肩带，准备把它甩掉。士兵背后的东柏林街道模糊不清，但看起来平凡无奇，不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个士兵逃向西德。
“这里写着什么呢？”菲利克问，举起报纸给父亲看。
父亲瞥了报纸一眼，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儿子安静，站起来，把菲利克带到小阳台上，关上门。克格勃第五总局在每一个军官家里都安装了窃听器，要躲避监听，只能找借口到外面去。父亲从菲利克手上拿走报纸，对折，遮住凝固在铁丝网上方的士兵，“别看，别问。绝对不能在学校里提起，也不准和瓦西里说，明白了吗？”
不能和瓦西里说的事情，一般都是那些会导致克格勃半夜把他们抓进卢比扬卡监狱的事情。自那天之后，父亲把报纸锁在书房里。菲利克暗自后悔自己乱问问题，丢掉了那扇通往新世界的窄窗。
有关柏林墙的消息像融化的雪水一样，缓慢渗入莫斯科。10月30日，苏军坦克和美军坦克在查理检查站对峙三天之后，校长要求所有学生阅读《真理报》上刊登的文章，每个人都要写长长的报告，证明自己懂得“反法西斯防卫墙”的必要性，论证热爱和平的苏联是如何被卑鄙的帝国主义者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出手“保卫东柏林的自由”。菲利克像其他孩子一样按时交了报告。那个跨越铁丝网的东德士兵是他一个人的秘密，菲利克小心地把这幅画面埋在脑海深处，感觉就像偷偷瞥见了舞台后面的机关，于是灯光下那些曾经令他屏息的表演，现在都变得稍稍逊色了。他一时为这个想法感到骄傲，一时又觉得十分羞愧，仿佛成了叛徒似的。毕竟，人们怎么能质疑《真理报》上刊登的文字呢？
他还是偷偷把东德士兵照片的事告诉了瓦西里，想知道对方有没有和自己一样的困惑，对门的大男孩今年开始担任亚森捏沃地区的少先队队长，是菲利克心目中仅次于父亲的权威角色。瓦西里向他保证那张照片一定是假造的，尽管他解释不清楚照片如何才能造假。这就证明了禁止外国报纸是有道理的，免得孩子们都像菲利克这样胡思乱想。
“你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呢？”瓦西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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