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雨，彼得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呆坐了二十分钟，透过没洗干净的落地窗看着遭受暴雨击打的街道，湿漉漉的琴盒放在脚边，面前的一小杯咖啡已经变冷很久了。雨提前带来了暮色，阴影像稠密的网，粘着马路、建筑物、撑伞的行人、商店橱窗和靠墙放着的单车。路灯还没亮起。
他认真考虑了叛逃，从这里出去，直接走进英国大使馆，让他们联络军情六处。英国人有很多办法把他送过海峡，这不难，他自己就是猎人，深知驻外联络站的伎俩。要是他现在下定决心，今晚或许就能在伦敦郊外某栋安全屋里过夜。再也没有克格勃，也没有莫斯科。只不过父亲会在卢比扬卡监狱受几个星期折磨，再丢到西伯利亚劳改。瓦西里可能也会受到牵连，甚至科里亚叔叔也逃不掉，和彼得说过话的所有活物都会被漩涡吞噬。
一辆拉起遮雨蓬的老爷车开了过去，溅起水花。那团没有知觉的雾气好像慢慢散去了，把听觉和视觉还给彼得。他第一次留意到了侍应擦杯子的叮当声，咖啡机嘶嘶作响，邻桌两位女士悄声交谈，额头几乎碰在一起。他仔细地，几乎是入迷地听着这些属于普通世界的声音。他还活着，而且打算继续活下去。
彼得走到侍应面前，把一点零钱放到吧台上，问能不能借用电话。侍应耸耸肩，把硬币扫进自己的口袋里，指了指挂在酒柜旁边的橘色电话机。彼得拨了英国大使馆的号码，接线生可能是新来的，没听懂暗号，差点要挂他的电话，幸好接线生的上级很快反应了过来，电话那头发出线路转接的杂音，一个女声取代了男声，问他是否需要咨询签证事宜，彼得询问去塞内加尔该如何办理签证，那边的天气是否良好，这是情况危急的暗号。对方问他现在在哪里，彼得给了咖啡店的地址。听筒里又传来咔嗒声，之后三分钟都是静电噪音，彼得看了一眼侍应，紧张地用手指敲打酒柜，罗克韦尔终于接起电话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
“十分钟之后会有一辆车在街对面等你。”情报官简短地说，“我们会看看有什么能做的，具体在‘干净’的线路上再谈，别担心，这不是世界末日。”
她是对的。这不是世界末日。不过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说，确实又是一个私人的末日。如果让彼得画一条界线，说，就是这里，从这里开始我就不再是一个克格勃了。那么他一定会选尤哈斯死去的这一天。如果有听众，彼得愿意复述当时的感觉，既没有怒火，也不觉得悲伤，什么感觉都没有，只剩下麻木和一种冰冷的平静，就像人们终于拿到化验单，不得不直面诊断结果时那样。今天之前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有原则的线人，他给军情六处开的条件是，不提供任何一个克格勃同僚的信息，不提供任何关于国防的信息，也不以任何方式伤害苏联外交使团成员。但他无法再为这些原则辩护下去了，没有任何制度应该令朋友互相构陷，令情人反目，令每个人长久地活在不可名状的惶恐之中。尽管他并没有马上察觉，但他的复仇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仅仅为尤哈斯，也为他自己，为了瓦西里，为那些早早逝去的夏天。
罗克韦尔承诺的那辆车正好是十分钟后来的，悄悄把他送进一个酒窖，那个阴冷的砖砌地下室里摆着一部电话，黑色的，塑料，就放在地上，在一圈脐带一样的电线上面，看起来很不真实。门重重关上，留下彼得对着一盏孤零零的灯，和电话线那头的情报官交谈。彼得紧抓着电话听筒，像吓坏了的小孩紧抱着熊玩偶。有那么一刻他害怕了，认定这就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结，要求叛逃，罗克韦尔既不拒绝也不答应，温和地安抚他，列出挽救这件事的方法。彼得是克格勃在现场的唯一一双眼睛，而真相是一块可以加以捏造的湿陶土，他们得设计一个合适的形状，再搅动一下克格勃K处和S处之间长久的敌意，完全可以瞒天过海。
彼得最终在夜色里返回苏联大使馆，像只淋透了雨的鱼鹰，羽毛蓬乱，不情不愿地飞回脾气不定的驯养人手里。科里亚叔叔在等他，彼得刚进门就被推进了隔音室，就在这里面，他把罗克韦尔和他排练好的谎言说了一遍，“克格勃和军情六处的人互相驳火，直接造成了目前这个不幸的结局”。科里亚叔叔当然不相信，彼得根本没指望他听第一遍就相信，他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一口咬定互相驳火。老猫头鹰再次把他关了起来，还是在同一家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彼得在里面踱步、对着窗户呆站、掰碎面包喂屋顶上的鸽子，等待魔法发生。
要说服科里亚叔叔，证据不能由彼得提供，一定要老猫头鹰自己挖掘。军情六处说服法国人合作，给报纸喂了一堆自相矛盾的小道消息，一些说黑帮争夺地盘，一些说新纳粹分子斗殴。情报处伪造了验尸报告，故意“泄漏”给双面间谍们，让这些假证据通过苏联自己的的情报网络流到科里亚叔叔的办公桌上。这几份尸检报告盖着货真价实的保密章，表明“枪击事件”中，除了匈牙利籍受害人，其他都是被驳火双方的手枪子弹杀死的，没有一个字提到狙击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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