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来到住处。因为清理了不少囚犯，又空出了许多“床位”，高于地面的台子上放着被子，每人一套。我们钻进去，他们不熄灯，一位党卫队队员要求我们把手放在上面。舒尔茨为我翻译着，自己却把手塞到被子下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位队员快速走过来，将舒尔茨拖出了被子，他脚下一软，几乎摔倒。党卫军让舒尔茨站好，从地上拎起一桶凉水，从他头顶猛地浇了下去。
此时是冬天，舒尔茨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条单裤。
接着是第二桶水，但他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是叫喊或呻吟也没有。
第三桶的时候，舒尔茨开始颤抖摇晃，然后倒了下去。
“不要把手放在被子下面，你们这些**者！”党卫队队员将水桶踢到一边，漆黑锃亮的靴子踩在地上发出令人战栗的声响。
他离开了。
我爬出被子扶起昏倒在地的舒尔茨，他本来就在发烧，三桶凉水足以让他的病情恶化。那些人不会让我们更换衣服，我只好先把他的身体擦干，然后脱下自己的干燥衣物给他换上。舒尔茨迷迷糊糊地对我说“谢谢”，牙齿还在打颤。
“老天，你自己听得懂德语，为什么还要把手放在下面！”我将他的被子盖好，诧异道。
他微微一笑，让我把手悄悄伸到他被子下面。
是他的乐谱。
第二天，舒尔茨高烧不退，我想带他去医疗所，却又想起昨天一位囚犯对我说的话，被送到里面的人，基本没有回来的。我不想让他送死，至少不要以这样的方式。
舒尔茨昨晚的衣服结满了冰渣，有些僵硬，我用手一抖，小冰碴纷纷掉落，就得到了一件干衣服。他的衣服比我小一点，穿起来并不那么合身，我的腰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但好在不太瘦。
监工开始催促我们去干活，有时我们叫他们“卡波”，意思是“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有时候是挖战壕，有时候是去采石场（我听有经验的囚犯说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去采石场。
天还没有完全亮，浑浊的空气里是人体的臭味。一连串有规律的踏步声由远及近，那是纳粹锃亮的靴子，在一阵嘈杂的人声中我却听得格外清楚，这种声音还将伴随我的噩梦很多年。
我们排着队由囚车载着送往采石场。那年的冬天格外地冷，还下了雪。我们所有人哆哆嗦嗦地围成一团，我尽量让舒尔茨往中间站，我的毛衣被没收了，只有红三角的政治犯才会被人询问是否有毛衣。
寒风刺骨，视线里一片花白。囚车很颠簸，我望着外面，就好像即将前往一条不归路，四周的景色千篇一律，破败苍白。
下了车，我们就开始干活，有些人得到一辆翻斗车，有些人则负责搬石头。没有人为我们分发手套，一切都是徒手进行的。我很幸运地和舒尔茨分到了搬石头的活儿，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那些负责推翻斗车的人，将面临更可怕的遭遇。
工头们很喜欢一种游戏。
“看到那个标志没有？”工头大声喊道，“把车子推上去！”
那个标志距离我们至少五百码，而且坡度很陡。所有人都在犹豫，于是工头挥舞着棍子，怒喝道，“都快点！不然就捅烂你们！”
囚犯们推着车一路小跑，我们的鞋都很薄，踩在石头上硌得脚生疼，但即使如此，每个人都没有停下脚步，因为停下即是死亡。
等他们跑到上面累得半死的时候，几个工头盘腿坐在地上，一边大笑一边点着烟。
然后他对着山上的人招招手，“你们要带着翻斗车一起跑，并且要随时控制车子，我说停就要停下来！开始！”
那是我见过的最惨无人道的游戏。囚犯们推着翻斗车，几乎是被车子带着向前冲，因为有加速度，车速越来越快，有几个人跟不上就摔倒在地，后面滑下来的翻斗车直接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工头们哈哈大笑。
车轮上沾着血和肉，囚犯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在所有车滑下来之前，没人敢去把他拉出来。
“好了，停！”工头大声喊道。
第一辆车停住了，但是后面的车直直撞到了他身上，一下子把他甩出几码远。
到这场血腥的游戏结束，有好几个人都被撞倒，而且不止被碾压了一次。他们被拖回来的身体血肉模糊，接着送往医疗所。有一个伤势较轻的佩戴粉红三角的青年，哭着哀求监工们不要把他带到医疗所，他只是骨折，可以自己恢复。
“开什么玩笑，当然要送到医疗所接受‘治疗’！”
采石场的石头上沾满鲜血，一片触目惊心的红映在雪地里格外刺眼。但是这些很快都会被风雪掩埋，第二天依旧如此。提心吊胆的日子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只能祈祷自己运气好些。
舒尔茨整个人都晕乎乎的，根本无法从事体力劳动。我让他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尽量多休息，就在那时，我发现了昨天饭桌上的波兰男孩。他的身体纤细单薄，心不在焉地搬着石头。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有问他。于是我小跑着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希望他能听懂英语，我的母语。
他诧异地看着我，蓝眼睛不安地上下打量着我。
“我叫卢卡什。”他简短地介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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