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清晨，天刚朦朦亮，雷奥就已经整装待发了。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收拾整齐。一辆车停在集中营外面。他戴上军帽，帽檐投下一片阴影，看起来又变得陌生。我跟着他走出小楼，发现另外几个德国青年早已在门前等他。
雷奥对我敬了个礼。
“再见了，雷奥。”我抓紧怀里的诗集，对他轻轻挥手。
“等我回来，伯努瓦。”他微笑。
然后我目送他上了汽车，和另外的青年安静地坐在后面，他的配枪躺在他怀里。他没有看我，只是默默地抚摸着枪身。
从那时起我就应该知道，这个男人，就此离开了我的生命。
早餐的时候，我和舒尔茨坐在一起，再也没有多余的食物，整个大厅寂静又恐怖。
“伯努瓦，你怎么了？”舒尔茨小声问我，“你的眼睛通红……”
“没事，我只是太累了。”我安慰他。
“我听说了，今天有一部分党卫队队员被送到前线去了——”
我抓着干硬面包的手再次颤抖起来。
“别担心，我还会再找一位卡波……我们能活下去的。”
“别勉强自己，我们已经足够幸运。”舒尔茨盯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伯努瓦。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早饭后，高音喇叭里开始清点今天被送去“治疗”的囚犯。来到这里的两个月，我第一次感觉心脏被揪紧。舒尔茨紧紧攥着我的手。
而我不停地打量着衣服上的编号。
“19。”喇叭里说。
那是我的号码。我松开了舒尔茨的手。下一秒，我听到了舒尔茨的编号。
我们被卡波带着前往医疗所。那是一栋灰白色的建筑，周围几乎没有植物，阴云密布的天空下，它看上去就像坟墓一样荒凉可怖。
卢卡什的尸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我们被带了进去。许多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坐在我们对面，我们被要求脱下上衣，排成一排靠墙站着。那些白大褂们站起来，每人手里都拿着许多针头，我以为他们要为我们注射。但他们只是在离我们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开始投掷手里的针管。
就像游乐场的孩子们投掷飞镖那样。
他们在笑，医生在笑，护士也在笑。
我的意识一片空白，耳边充斥着尖锐刺耳的笑声，似乎要将我心中最后的希望驱逐出去。我害怕极了。但他们只是在游戏，并没有针管扎到我身上。
等到医生们手里的“玩具”被投掷殆尽，所有人都被拉进了里面的实验室。一位医生向我走来，三十岁或者更小，只有戴着眼镜的眼睛露在口罩外面。我被另一位医生绑在床上，他则举着针管向我靠近，一把按住我的肩膀，将那管液体注**我的胳膊。
我的身体瞬间绷紧了，只能看见四周雪白的墙壁，没有任何痛感，那管不知名的液体就灌进了我的身体。
“这是什么？”我挣扎着问。
“治疗荨麻疹的疫苗试验品。”医生冷淡地说。
“我会死吗？”
“谁知道呢。”
完成注射之后，活着的人穿好衣服，静坐在医疗所里等待结果。坐在末端的青年突然开始呕吐起来，医生们把他带回去，之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出来。
我又等了好久，就像静静等待死亡。周围异常安静，每个人都垂着头，时间在流逝。过了好久，我感觉身体并没有什么异样。然后医生叫我们离开。
“我们命真大。”舒尔茨感叹道，他看起来不是很好，但也没有剧烈药物反应，“能撑一天是一天。”
“你什么时候变得比我还乐观了？”我苦笑道。
“因为你，伯努瓦。”他对我微笑，眼角的泪痣似乎都被这笑容冲淡了，“我想好好活着，然后回到维也纳，为我的母亲弹奏乐曲。”
“舒尔茨。”我凑过去，抱着他，将头埋在他的肩头开始哭泣，我已经失去了太多，我的祖国，我的父母，我的卡尔，雷奥，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朋友，舒尔茨。
“一切都会好的，伯努瓦，一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他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三天后，我们再次被高音喇叭安排到医疗所进行注射。依旧是站在墙边做“活体靶子”的游戏，不同的是，这次，有一个人倒了下去。
余光瞥到那个人的身影时，时间仿佛都变慢了。栗色的头发摇摇晃晃地栽在地上，他的身形那么纤瘦，像一片羽毛那样轻飘飘地倒了下去。
舒尔茨。
我跑过去扶他，可是一切都太晚了。他栽倒的时候，一根针管正好扎在他胸口的位置。医生跑过来，把他拉进了实验室。我跟过去，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心脏衰竭”“注射”等字眼。
没等听完全部的对话，我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里面的医生吓了一跳，正要拉我出去时，我看见舒尔茨苍白的嘴唇动了动，他说了一个地方。
营区左数第七棵树下。
我当然知道那里应该有什么，是他的乐谱。我们曾经无数次谈到过离开集中营后想过怎样的生活，他说，他要把乐谱带给法伊特看，要亲手为他演奏。那次被浇了三桶凉水后，舒尔茨就把乐谱藏了起来，我开玩笑地问他藏在哪里，他总是不告诉我。
他躺在病床上，侧过头看着我，苍白的嘴唇牵起一个微笑。
“好好活着，伯努瓦。”
他慢慢闭上了眼。一颗眼泪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后来我才回忆起来，被注射那天舒尔茨种种不自然的反应，只是为了不让我担心才一直硬撑下来，而且他也知道，如果请求去检查身体的话，只会死得更快。
注射药物的当天，已经是我们的死期了。
他的尸体很快被清理走，和其他死于实验的粉红三角一样，被丢到掩体里掩埋。他也曾经向往过集中营外面的世界，想回到维也纳的家里，为母亲弹奏一曲。但这一切还没来得及发生，他年轻的生命就先他一步离开了。
这样的人又何止舒尔茨一个。所有的囚犯中，同性恋者是死亡概率最高的人群，任何危险的劳作，实验，永远都是我们先去。多年之后我反问自己，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被这样对待。要被残忍地从家人身边抹杀，从历史中抹去，好像我们是见不得人的污点，是恶心的臭虫。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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