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第一次见到谢添弋。
那一年，上海取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是世博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
当时的我还在绍兴念书，喜欢放学的时候偷偷饶一点远路到“宝林臭豆腐”待小半会儿。店铺的老板和我家是熟识，在我仍在襁褓之中时就喜欢逗趣儿我。小时候我因为很受街坊邻里的宠爱颇有些没大没小的小大人模样。碰上“宝林”家生意繁忙，也偶尔充当个打杂跑腿的角色，把书包往里屋长凳上一搁，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的我远比现在过得天真快乐，上学总盼着放学。因为比起课本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那一碟碟香喷喷的小食更具有引诱人的魅力。
可是后来，我逐渐没有再多花一点时间兴致勃勃地拽着书包拐好几个弯往“宝林臭豆腐”跑。这其中既不是由于我厌倦了偷玩的滋味打算奋发念书，也不是因为他家的手艺开始不尽如人意。
这一年，我的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好比乌云压城，连着在上空盘旋几日，终于伴随着闷声惊雷降下倾盆暴雨。其实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自我有记忆以来，书房和卧室便总萦绕着中药散发的味道。但我那时年幼不懂事，以为他只是比往日稍许严重，待过几日疗养便能康复回家。
我同往常一样企盼着放学，从悠哉悠哉抄小路嬉戏变成三步并作两步往医院跑。我在父亲的床边写老师的留堂作业，迷迷糊糊打个盹醒来时听见查房医生的叹气声。他们说我的父亲已心病入骨，是自己不想活了。
这叫我是如何也想不通的。怎么会有人不想活了呢。我巴不得我的身体里再分出好几个同我一模一样的小人和我一起“活”，其中一个替我完成老师的作业，一个替我陪在父亲的身边，再有一个我自己，便可以蹦蹦跳跳去完成这世上一切我想做却尚未体验的事。
一日，我到医院。空荡荡的病房只父亲一人静静地靠在床上，孤独地望着窗外。我在门口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后知后觉收回目光看我。父亲拍了拍身旁的位置，脸上温和的笑容显得十分憔悴。
今天放学这么早啊。来，来爸爸这边。
我有些纳闷，点点头背着书包走到他床边的小凳子处坐好。
那日，我在学校值日打扫。同组的男同学逃回了家。我明明花了比平日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两人份，怎么会比平时更早呢。
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总望着窗外。那里除了几棵光秃秃的树之外，便只有间或驶过的汽车和人来人往。他摸摸我的头，许久只问我想不想母亲。
我自然是十分想念母亲的。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邻里们总说我长得像她，连奶奶也总摸着我的脑袋叹息。我下意识的颔首，即使我对母亲的印象好似已停留在家里泛黄的相片中。
父亲宽厚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唇边苍白的笑容突然像着了色的阳光，一下子灿烂明朗起来。他兀自笑了笑，笑着笑着猛烈咳嗽起来，止也止不住似的，却仍不是很在意的只将拳头在唇边挡了挡。
我这才发现他已生出好些苍苍白发。余晖散进窗内，星星点点也照在他身上，宛若被包裹上一层盈盈的金光。下一秒，便要乘金光羽化登仙一般。
几个星期后，我在教室上课。那是下午的第二节，离正式放学还有一节。班主任杨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她探出上半身对正在写板书的数学老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四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门口。她找到我的方向，朝我招了招手。
闻彦，你出来一下。
我放下笔心里忐忑地打鼓。方才的数学课我只往教室外上体育课的班级偷偷瞄了两眼，硬要说开小差的话，我那背着老师在课本上画小人的同桌也是脱不开身的。
杨老师将我带到离教室很远的走廊尽头，微微蹲**把手掌按在我的肩膀上。
她说，你邻居给老师打了电话，说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家一趟。你现在先回家吧，叫辆三轮车，东西老师帮你收拾，坐车的钱有吗？
我茫然地点点头，心里像没了着落一样不安起来。
三轮车夫一左一右上下踩着脚踏板，车链子像生了锈一样带动着后座也发出咿呀咿呀的声响。我揪着膝盖上的裤子，只巴望着他能骑快些，再快一些。
到家门口，车还没挺稳，我抓着皱巴巴的钱塞到师傅手里赶忙跳下车。在外地做生意的大伯罕见地出现在门口，低着头抽烟。我一股脑冲进家门，平日只有过年才相聚的亲戚三三两两占据了屋内空间。一道长长的悲恸的哭声隔着人群接着冲破我的耳膜。那声音大概已持续了很久，如同被生生撕裂，苍老又沙哑。
我拨开人群，然后看见了我的父亲。他躺在临时放置的床上，闭着眼睛，就像困倦地睡着了一样。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几株长在窗外的树叫枇杷树。它们立在医院的外边，汽车扫过的尘埃一日一日蒙在已毫无生气的枝头。原来，连树也是会跟这个世界道别的啊。
奶奶趴在床边泣不成声，她头发像冬天的雪一样，早已白茫茫一片。一旁的姑姑想去扶她，被她在抽噎声中推开了。白雪皑皑的苍茫一下子席卷了我，纷乱的脚印和世界的嘈杂也逐渐被寂静的雪花湮灭。天地茫茫，终剩我一人孤孤单单。我止不住难过起来。也说不清为什么，眼泪掉下来的那一刻，我一下“哇”地哭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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