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渐渐冷了起来。我张开嘴，将一团白气呼出去，想象着它变换各种形状。口中的白雾几秒就消散了，于是我又吐出一口，那样子看起来一定很傻，因为旁边一个路过的女人在笑我。我回以她一样的笑容，同时对她挤了下眼睛，她脸红了。
河边没有利维的身影。他的绿皮铁箱紧紧锁着，锁头落了灰，仿佛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来过。我拎着酒来到他的住所，敲了门却没有回应，门板上粗暴地贴了一张涂鸦明信片。
“带上我。”
我把明信片从门上揭下来，背面被粘掉一层纸，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来找我，我等你。
我最终在黄昏时分找到了他。我举起明信片，眼前的风景与画中完全重叠起来，夕阳布下的阴影像红磨坊舞女的裙裾滑过圣心教堂，也掠过蒙马特高地下的小丘广场。
利维背对着我，一缕白烟从他眼前升起，地上散落着游客遗留下的花，已经被络绎不绝的人群踩碎。
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他递给我一支烟，我递给他一瓶酒。
“我看到你的海报，我和书摊的人说你是我朋友，他们不信。”他说话时并没有看我，只是一味盯着山下的风景，又像是在倒数还有多久太阳才会完全消失。
“所以你气得没有摆摊？”我试着讲一个笑话，可他的反应说明这笑话很拙劣。
“嗯哼。”他掸了掸烟灰。
“谢谢你，利维。”
“为什么，我可爱的艾蒂安？”
“因为你看到了我的海报，愿意说认识我。”
“求求你，艾蒂安，用这种委屈的表情去和他说，他会吻着你说抱歉的。”利维转过身，揉了揉我的头发，“我总是什么都知道，因为我是你朋友。可他不是。”
我躲开了他的手：“你该去配个水晶球，扮演吉普赛女郎，肯定会大赚一笔。”
“你怎么知道我的书摊不提供这项服务呢？”他拎着酒站起来，对着广场呼出一口白气，“天冷了，我们去暖和一下。”
就像第一次见面那样，他带着我拐进一条又一条小巷，在那些错综复杂的路线还未完全印刻在我脑海中时，他停了下来。
一只猫慵懒地迈着优雅的步子向我们走来，在我面前舔舔爪子，仿佛只是恰好路过这里。而露台的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和它的相遇，没有人对这位跳上桌子的不速之客表示反感。相遇，在转角出现的面孔，在抬头瞥见的那双眼睛，人类的永恒主题不是爱情，而是相遇。
不同于“流亡者之地”，这里的一切都属于真正的咖啡馆，打开门的瞬间可以闻到比左岸更浓郁的咖啡味，樱桃红色的吧台，不带一点张扬，安静地蛰伏在夕阳的余晖中蓄势待发。眼前走动的人们忽然带起了风，模糊了他们的身影，我看见他们在我眼前化成了扬尘。
我对那天的谈话内容没有一丝记忆，即使多年之后，我想起那个留着青皮胡子的青年，他依然是二十五岁的模样，却只能记起他递给我画像的一瞬间，还有落日下塞纳河边的绿色铁皮箱，风吹起画稿，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呼唤我的名字。
我记不起私自修改了那幅画面多少次。抹去了东倒西歪的酒瓶；抹去了泛红的眼睛；抹去了“à la prochaine ”——到头来，只剩下从蒙马特俯拍的那张明信片。
我们走出“红磨坊”咖啡馆时，街边的小商贩正准备收摊，迎着余晖照来的方向，住在楼上的人们正在收起晾晒的衣服。我不禁设想住在那上面的情形，我可以看到街道两边所有的店铺、水果摊，它们像空中花园一样，在脚下绽放着，瞬间枯萎，第二天又重新开放。
月亮升起时，利维才决定解释带我来这里的原因。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他是混迹于拉丁区的文艺青年，但他却告诉我——
“我在蒙马特长大，这里有我最初的童年。”
“利维——”
“我想，我也猜到了你的过去。”
我摇摇头，街边的路灯一根根亮起来，我后退了一步，将身体藏在唯一的一片阴影中，利维走过来，捧起我的脸，仿佛即将进行某种严肃的仪式，他用额头紧紧抵着我的。
“别害怕。”他松开我，认真地直视我的眼睛，抚摸着我的头发和冰凉的耳朵，“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你始终都是我的朋友。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这不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我向后贴紧墙壁，似乎要让自己陷进墙里，“没有人知道……”
“自省是德国人的习惯，法国人从不自省。”他说，“虽然你不想承认，但你身上依然带着德国人的特质。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你的表情，你总是把一切都写在脸上，包括现在。”
我在慌张中想扯出一个笑容，他伸手按住了我的嘴角：“不想笑的时候，可以不用笑。”
“你恨我吗？我的父亲是纳粹。”
我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杀死了他的父母，也因此毁了他的一生。
当“纳粹”那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时，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我已经太多年没有提过这个词，那个万字符仿佛是罪人的烙印，不仅印在弗里德里希的身上，也是我出生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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