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忘了问。”列车员忽然开口，彼得抬起头，像是刚刚从梦中醒来，“您叫什么名字？”
水烧开了，水壶呜呜作响，彼得不知道列车员是什么时候把烧水壶放到炉子上的。他挪动了一下，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椅垫很薄，坐久了就能感觉到凹凸不平的木头。办公室里很暖，彼得还没脱大衣，现在觉得太热了，脖子和额头上都渗出了微小的汗珠。他拽了拽衣领，解开了一颗纽扣。
他可以说他叫彼得，或者尼古莱，或者伊凡诺夫，或者任何其他斯拉夫姓名。名字很重要，名字也很不重要。彼得并不留恋他用过的任何一个身份，它们就像蜕下的蛇皮，留在岩缝里，不再想起。但今晚彼得无意继续撒谎，反正他刚才已经把瓦西里的名字说出来了。奄奄一息的克格勃已经抓不住东柏林，现在还有本事把触手伸到这里来吗？
“我叫菲利克。”彼得说。
“天哪。”列车员咧嘴笑起来，嘴角和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这得多巧合啊，我的外孙就叫菲利克斯。才六个月大，我还没有习惯当外公。”
“开头是ph还是f？”
“F。”
“我也是，只是在俄语里读起来有点不一样。”
“您是俄罗斯人？”
“不是很明显吗？”
“不太。您的法语棒极了。”
“谢谢。我父亲教我的。”
“我敢肯定他是个出色的父亲。”
彼得笑了笑。
列车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叫马修，我们可以用‘你’来互相称呼吗？”
“当然可以。”
马修这才想起烧开的水，关掉炉子，用抹布卷住烧水壶把手，把沸水灌进搪瓷茶壶里，热气蒸腾。列车员倒掉杯子里冷掉的茶，重新斟上热的。他折腾了一会饼干盒盖子，又抠又拉，总算把它打开了，拿了一块曲奇，将剩下的推到名叫菲利克的彼得面前。
“你不像游客。”
“不是游客。我是，”间谍，外交官，骗子，地下情人，叛徒，“苏联驻马赛领事馆的贸易代表。”这不完全是撒谎，许多年前他确实做过贸易代表，用另一个假名。
“那你迷路得有点远。“
“可不是吗。”
外面传来汽笛声，彼得整个人僵硬起来，坐直了，看向窗户。马修摆了摆手，“不用紧张，只是过路的快车，从日内瓦来的。现在才刚过七点，你可能要在这等一晚。”
“快车都不停这一站吗？”
“除非是旅游季节，不然都不停。”列车员站起来，取下挂在门后钩子上的外套和围巾，“我最好到月台上看看，雪下成这样，有时候车长会决定临时停一下。”
一股冷空气趁着马修开门出去的那瞬间溜进来，扫过彼得的脸，带来了冷杉的气味。他恍惚了一会，毫无理由地站起来，又坐回去，终于承认室内确实太热了，脱掉大衣，搭到椅背上，卷起衣袖，遮住那块血迹。控制台上有一份班次表，彼得走过去，出于自己也没有察觉的职业习惯，仔细地用手指比对了班次表和周围杂物的距离和角度，这才拿起来，翻了翻，都是德语，他勉强猜了几个单词，摇摇头，按着刚刚测量的位置，把这叠沾着茶渍的纸放回去。
他本来是要学德语的，七年级的时候。因为瓦西里早早就开始上德语课了，菲利克自然而然表达了对着门语言的兴趣。
“不行。”父亲嗤之以鼻，“英语可以，法语也还行，德语是个蠢主意。等你以后到‘总部’工作就明白了。”
“我只是感兴趣而已。”
“这和兴趣没有关系。”奥尔洛夫少校放下报纸，“要是你的履历表上写着‘德语’，他们就会把你丢到柏林，你会不得不和那些爱抱怨的斯塔西混在一起，坐在一个随时会被核弹炸平的热水锅上。所以，不行，菲利克，这件事你得听我的。”
“可是瓦西里——”
“尼古莱叔叔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在他的部门看来，德语国家就和挤满了肥雉鸡的狩猎场一样，但你不走那条路，儿子，要是你决心要学一门外语，那就法语。”
菲利克起码工作了六个月之后才明白父亲还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那就是“这样我铺下的人情网络才能照顾到你”。在克格勃，外语技能就是职业选择，取决于人们对局势的判断，没有人希望被分配到资源匮乏的孟加拉和缅甸办公室，所有人都想挤进负责搜集北美情报的第一总局第一部门，或者负责英联邦国家和北欧的第三部门。要是学生选了一门“正确”的语言，更有可能在这个庞大的机构里扶摇直上，取决于毕业这一年苏联正和哪个国家交恶或者交好了。菲利克完全没有兴趣迎合克格勃的喜好，但学会法语意味着他能看懂父亲锁在书房里的报纸了，所以也乐于从命。
对大部分苏联学生而言，教育到九年级就宣告结束，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匆匆逃离学校，到工厂当学徒，给苦苦挣扎的家里带回去一点额外的钱，早早学会酗酒，没到三十五岁就死于肝病。克格勃的孩子们还会继续在中学读一年，之后要不就去国际关系学院，要不就去对外情报学院，也就是所谓的101学校。这个神秘的地方每年只收一两百个学生，还得和来自其它卫星国的年轻人竞争。这还不是最难的地方，最难的是情报学院不接受申请，你只能等它来邀请你，没人知道情报学院的入学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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