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在这里总是特别受欢迎。有些负责人很喜欢小孩子，会给他们面包和人造奶油，但是私底下却会让那些孩子和我一样出卖一些东西。如果拒绝，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到达奥斯维辛的时间是周六晚上，周日我得到编号后，阿列克谢告诉我下午集中营会举行有趣的活动。我实在想不出这里会有什么东西称得上真正的“有趣”。
“想去看看吗？”他问我。
我答应了他，因为在阿列克谢的庇护下，我可以减少劳动量，还能享受到一些特权，减慢消耗生命的速度。
我万万没想到他带我出了营地。在营地外不远处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草地，隐约有欢呼声传来。我们爬上一个缓坡，发现很多人围坐在坡上，包括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军们。附近的居民、工人也都聚拢到这里。
阳光很明媚，夏天的微风拂过草地，映出灵动的绿色，仿佛碧色的海洋。
一些人在草地上踢足球。他们穿着运动式的衣服，胸口还缝着图标。我对足球不感兴趣，也分不清那些标志。
阿列克谢看起来相当兴奋，滔滔不绝地对我解说：“他们每周日下午都会来这里举行球赛，红十字会给他们球衣。看守们也喜欢看球赛……”
后面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到。因为在那群挥洒汗水的男人里，我看到了一抹深棕色的头发，在那些我分不清长相的人中格外显眼。
虽然他的脸没有小时候那么稚嫩了，但我还是一眼认出那就是他。他曾在收到我的某封信后，回信附上了一张十七岁的照片。
卡尔。
我的小卡尔，已经长得这么大了。他高大，挺拔，看上去比那时又健壮了许多。
想不到我们竟然会在这样的场合见面。我痛苦地捂住脸，现在的我衣衫褴褛，像一具驱壳；而卡尔容光焕发，似乎也很快乐。如果说巴黎和伦敦曾经是我们经历过的最远距离，那么此时，就在此刻，我们的距离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遥远。
泪水从我的指缝中流下来。阿列克谢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该如何向他解释？
最后他拍了拍我的后背，“我也很羡慕他们的生活。英国战俘的条件是整个集中营最好的。他们在军队管理下，红十字会也会定期寄来生活用品，还可以与家人通信。”
“他们是战俘？”我才反应过来。
卡尔参军了。但是他从没有告诉过我。我还一直给他写信，问他的近况，我在阿尔萨斯流浪的时候，也会竭尽全力找到邮局寄信，但是他一封都没有回给我。
我和卡尔，也许在那时就已经渐行渐远了。
“是的，他们就住在离我们不太远的木头营房里。”阿列克谢说。
我没有再说话，抱着膝盖坐在草坡上看球赛。几名党卫军看守发现了我们，但是没有动作，如此心照不宣的时刻，我们仿佛都抛下了彼此的身份，成为了普通的观众。
一场球赛很快就结束了。球场上的人勾着肩膀开始向我们走来，党卫军也站起身整理制服，准备带着他们回营房。其中一名队员没有和大家走在一起，而是亲热地和党卫军聊天，用的是流利的德语。
“阿尔布莱希特，干得漂亮！”党卫军搂着那名队员的肩膀，不停摇晃着。他也热情地用德语回应着，随后对方将一套制服递给他。
原来他也是纳粹的看守之一。
这时，卡尔从我面前走过。球衣湿透了，紧紧贴在他身上，他用手简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就和战友一起向前走去。我站在阿列克谢身边，半伸着手对他喊了一句“卡尔”，他像是听到了似的转过身来，疑惑地打量着我。
“抱歉。”他说，“我好像不认识您。”
我想起来自己从没给他寄过一张近期照片。我已经很久没有拍照了，少年时期的叛逆，让养父母彻底放弃了我，不愿意在我身上花一点心思。最新的一张照片还是因为被拘留，警察为我拍的。
他不会知道我现在的样子。我曾经渴望了解他在英国的一切，但他却丝毫不了解我。也许他还在恨我，恨我当年离开了他，可是他在信中所说的想念是骗我的吗？
“你怎么了，伯努瓦？”阿列克谢大声问我，我看到卡尔的背影顿了顿。
“没事，我很好。”我说，“我没事的，阿列克谢。”
只是身体好像被突然掏空了一部分那样失落而已。
“你认识他吗？”阿列克谢问我。
“算是吧。”我说，“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不再说话，跟在党卫军看守后面带着我向前走。夏天的风依旧吹拂，阳光照在四处，也洒在奥斯维辛那些营房上。高耸的烟囱还在冒烟，难闻的气温依旧四散。
我们又要回去了。
隔天一整天我都在想卡尔的事情。分工的时候也心不在焉，当叫到我的编号时，身边一个小个子拍了我一下。
“嘿，A-9516，他们把你分配到了电子元件库房。”我回过神，看着他。那一瞬间，还以为卢卡什站在我身边。叫住我的是一个年纪大约十四五岁的男孩，浅蓝色的眼睛，蜜色的头发，像一个天使。
“噢，谢谢你的提醒——”我说。
他对我微笑，然后指了指队伍里的几个人，“A-9318，A-9352，A-9436和A-9501与我们在一个劳动组，我们运气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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